德鲁克(Drucker,1991)认为，效率来自对员工的劳动培训，特别是对知识工作者的培训，而泰罗对劳动培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德鲁克指出，20世纪早期的美国劳工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不善表达自己，也对工厂体系不习惯。对他们来说，严格规定的工作步骤是切实有用的。正是由于美国把泰罗的方法系统地运用于工人培训上，它才能开展战时生产，最终打败日本和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罗式的劳动培训由美国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真正有效的手段。“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经济大国――英国、美国、德国――都是通过在新技术领域居领先地位而崛起的。战后的经济列强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把自己的兴起归功于泰罗的培训。它使它们能很快就让基本上仍是工业化前的、低工资的劳动力拥有世界级的生产力。战后时期，泰罗的劳动培训成了经济发展惟一真正有效的手段。”美国管理学家约翰·谢尔达克(Sheldarke,1996)在《管理理论：从泰罗主义到日本化》一书中进一步地发展了德鲁克的这个思想，论证了泰罗对劳动培训形成的日本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指出了泰罗思想的巨大影响。美国《财富》杂志编辑托马斯·斯图尔特(Stewart,1997)非常赞同德鲁克的看法：“泰罗主义……不仅起作用，而且在几十年中大放异彩。”“泰罗主义的精华不只是苦干，不断重复的和狭窄的工作种类。这个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极力主张管理工作不仅要使用鞭子，更要运用知识：承担复杂的工作，应用智慧，找出能更简单、更快捷、更出色地完成它的方法。抛弃泰罗是很时髦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科学管理不仅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而且在保护劳动者的尊严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在德鲁克眼里，劳动培训在提高现代人的生活水平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任何管理主张都难以企及的。科学管理的效率之谜在于泰罗主张将知识系统地用于工作，通过劳动培训使隐性的知识显性化。德鲁克(Drucker,1991)对此这样评价到：“泰罗开始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罗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德鲁克(Drucker,1991)认为，对过去100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技术专家把功劳归于机器，而经济学家却把功劳归于资本投资。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功劳应该归于把知识应用于工作，发达经济国家正是由此被创造出来的。德鲁克强烈主张，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更有赖于对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的劳动培训。劳动培训抓住了工作场所人性表现的核心所在：人生来就具有生产力和主动性。公司组织的力量不仅在于员工的能动性，而且在于通过劳动培训使员工“对个人价值的坚定信赖”。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humanist)精神体现。

对德鲁克通过劳动培训使隐性的知识显性化的思想，英国肯特大学人力资源和组织行为专家爱丽丝·拉姆(Lam,1997)认为，组织的知识蕴藏于社会之中，植根于各个组织的协作机制中，而后者则深受社会体制的影响。她认为，应当把教育、培训体制、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的类型视为形成工作组织和公司的知识基础的关键因素。教育和培训形成“知识”的社会体制，从而提供资历、工作地位和职务范围的基础，于是影响着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和地位及其互动关系的性质。